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本来可以不用这么曲折的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司马迁如果不是为李陵辩解，他就不会被抓到大牢里。

后来要是汉武帝，没有误信李陵给匈奴练兵，司马迁就不会被判死刑。

司马迁要是家里有钱，他就不会被宫刑。

所以啊，司马迁如果没有为李陵辩解，而是附和朝中大臣对李陵的批评，他就不会被汉武帝抓起来了。

这样一来，司马迁就可以安心写他的《史记》了。

但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司马迁没有经历过这番磨难，怕是写出来的《史记》，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《史记》了。会是另外一种内容风格的通史了。

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司马迁的历史，可以参考老爹整理的一篇文章《他因李陵事件而遭受宫刑，给后世留下一部传世经典后，却神秘死亡》。

老爹有话说：你对“司马迁忍辱负重写成了《史记》，对此，你怎样看待？”这个问题，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里，发表你的看法。

首先太史公是小楼很崇敬的一位史学家

简述经过：

武帝天汉二年，李陵遭遇匈奴粮尽矢绝之后最终降敌，武帝愤怒，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，唯有司马迁说：“李陵侍奉亲人孝敬，与士人有信，一向怀着报国之心。他只领了五千步兵，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，杀敌一万多，虽然战败降敌，其功可以抵过，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。”然而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，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，武帝族了李陵家，而司马迁也以“欲沮贰师，为陵游说”被定为诬罔罪名。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，按律当斩。

面对大辟之刑，慕义而死，虽名节可保，然书未成，名未立，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，与蝼蚁之死无异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困厄之时著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才赋有《离骚》，左丘失明乃有《国语》，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，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《吕氏春秋》传世，韩非被囚秦国，作《说难》和《孤愤》，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。 终于，在那个“臧获婢妾犹能引决”的时代，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。至此，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，面对极刑而无怯色。在坚忍与屈辱中，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。

小楼认为，每个人都有理想、背负，在奋斗途中总会遇到各种荆棘，有大有小，往往性格坚毅的人才能成功，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虽是网络用语，却形容的很贴切；建议看一看一部老电视剧《司马迁》，可以看到他受宫刑之后坚持写作的艰辛，一般人是想象不出的，这才有了传世之作《史记》，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，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典籍。小楼从中学到的是，坚持才有胜利的可能，做事不要轻易半途而废，作为后辈，我们在品读先辈们用汗水、鲜血和生命留下的文化瑰宝时，要有敬畏之心，要懂得借古鉴今，与时俱进，方能将之发扬光大，无愧于先辈们的良苦用心。

更正一点：《史记》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它的编撰者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，“史记”一词，早在司马迁以前就有，如《六国表》：“秦烧天下书，诸侯史记尤甚”。此处所说的“史记”，是指先秦时期对史书的泛称。按常规来说，无论什么书都是由作者自己定的，而《史记》司马迁还没定名就已经撒手人寰。

《史记》初成后东方朔看后大加赞赏，美称为“太史公书”。“太史”，是指司马迁官职“太史令”，“公”是指对司马迁的敬称。而司马迁在此书作序时，就题为《太史公自序》。东汉史学家班固编《汉书》，书中的“艺文志”介绍了司马迁这部史书，因司马迁还为书定名，所以当时称为《太史公百三十篇》。其后又有很多史学家介绍过这本书，书名一直不统一，如王充的《论衡》里写作《太史公书》，汉末应邵《风俗通》中或称《太史公记》，或称《太史记》。至魏晋时期，司马迁的这部书很广泛，书名简化成了《史记》被公众所接受，一直流传至今。

史官气节是什么，应该是极品，杀头可以，编造历史是不行的。司马迁作为史官，忍受了那么大的屈辱，最终完成自己理想的巨作，精神可嘉……